【「中華民國人」最厭惡的美國總統？認識卡特總統與台灣的關係】 美國前總統卡特（Jimmy Carter）過世，享壽一百歲。 在他總統的任內與「在台灣的統治當局」（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 on Taiwan）斷交，並且與中國（PRC）建交，因此他絕對就是「中華民國人」最討厭的美國總統。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盡一切可能地去罵他、醜化他（同時也罵民主黨，因為民主黨一直都比較關注人權議題，找獨裁政府的麻煩）。然而這邊我們要提出幾點來討論。 ＊注意：本文很長。 首先，李中志老師指出，「就政治來講，與其說卡特對台灣不友善，不如說卡特對霸佔台灣的蔣家政權不友善，其實所有戰後的美國政府都一樣，只是出於地緣政治不得不合作。韓戰後，美國的態度從來沒有模糊過，把台灣人民與管理台彎人民的政權分得很清楚。台灣民主化後，台灣人民與台彎當局已不可分，美國新一代政客必須重新面對。」 本站住海編指出：當年卡特其實真的鐵了心想否決掉《台灣關係法》，甚至曾說過要用「一切有效方法讓與台灣交涉非法化」，來阻止《台灣關係法》中對台灣的安全承諾。但我並不確定他是討厭台灣，還是討厭國民黨。最起碼可以確定的是，卡特政府上台後，對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印象是極差。首先，卡特一上任就發現國民黨已經秘密研發核武多年，就要求核研所終止重水反應爐計劃。 再者，當時卡特政府就發現國民黨在美國校園甚至政府內部佈建職業學生及間諜許久。除了監控海外異議學生，甚至想間接影響美國外交政策及對國民黨政府印象。卡特在競選總統的第一次辯論時，就曾經為了國民黨糟糕的人權紀錄有放棄台灣的暗示。是到了第二次辯論時，才改口說要「維護台灣人民的獨立及自由」。卡特的這種心境其實和當年痛恨蔣宋家族的杜魯門總統十分相似。當年杜魯門為了不想繼續扶植貪腐的蔣宋家族及國民黨政府，甚至提出《中美關係白皮書》，頗有放棄在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的念頭。 從這個角度看，台灣如果真的被美國放棄了，應該可說是被國民黨給連累的。畢竟在「人權外交」的國策下，卡特政府仍然很重視台灣的人權問題。當時許多在美的異議人士已經透過管道向國會議員控訴國民黨迫害台灣人的人權事端。甚至在與中華民國斷交後，卡特還派AIT理事主席丁大衛（David Dean）關切美麗島事件。也就是在美國的壓力下，國民黨政府才允許公開審判（美麗島大審）。 第二，關於斷交過程，卡特最該被譴責的是他在沒有知會國會的狀況下，就宣布與中國建交。他是用了突襲的方式，在1978年12月15日（聖誕假期前）在電視上宣告隔年1月1日與中國正式建交。事實上，美國與中國建交在當時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在尼克森時期開始聯中制蘇之後，早就定下來的大方向。民主黨議員們都覺得不開心，因為沒有被尊重，共和黨人當然更不開心，因為聯中制蘇明明應該是共和黨的政績。 不只斷交，卡特當年完全不和國會商量就徑自決定終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這仇別說國民黨記著，美國國會也一直耿耿於懷。當年Jesse Helms就夥同金水先生（Barry Goldwater，高華德）等一群國會議員去告卡特，後來在某次的大法官任命案當中，也被國會議員拿這題問總統是否有權不經國會終止一個被國會批准的條約。 第三，關於台美關係的基石《台灣關係法》，我們可以說是國會與總統之間的拉距下的產物。在與中華民國斷交的同時，卡特政府起草《台灣授權法》（Taiwan Enabling Act），由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邱池（Frank Church）在1979年1月29日提案。如果我們看到最早的版本就會發現，《台灣授權法》的規定事項十分簡略，幾乎只有提到台美的持續交流，以及設立美國在台辦事機構的事宜。就連提案人邱池都認為，《台灣授權法》並沒有提到美國對台灣安全的防禦承諾。 在1979年2月28日，由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賽布洛斯基（Clement Zablocki）提出了《台灣關係法》。這兩個法案的立法過程幾乎完全同步，都是在1979年3月13日在各自的院會表決通過。而兩項法案的內容也逐漸趨同，都明確提到對台灣的防禦承諾及提供防禦所需的軍備。然而最後兩院協商後決定以《台灣關係法》送交總統簽署。據說當時卡特總統曾經考慮過否決《台灣關係法》，但是該法案在協商委員會敲定最後版本後，分別在參眾兩院以85比4、339比50的懸殊票數通過。因此，就算總統行使「否決」仍會被國會多數議員強勢通過，卡特總統便在1979年4月10日簽署了《台灣關係法》。 第四，卡特總統提出的「人權外交」理念，不只讓自由主義陣營獲得了道德高地，而且台灣就是其中一個成功的案例（大概是唯一最成功的？），因為海外台灣人倡議團體善用了這樣的機遇。如果沒有人權外交的定向，國民黨威權政體的裂解可能還是難以想像的。 當然，我們也不需要多替卡特緩頰。因為就算沒有證據顯示他多討厭台灣人，但也看不出他對台灣人有多大的使命感。卡特或許就像其他的民主黨總統及政治人物那樣，對台灣的人權問題較為關注。但是談到台灣的前途問題，就相對保守許多。他1977年和國安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國務卿范錫（Cyrus Vance）、國安會對中政策主要幕僚奧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討論出來的結論就是「不支持」台灣獨立，這說法一直延續到今天的拜登政府時期。（提醒：「不支持」do not support並不等同於「反對」oppose） 1999年3月卡特訪問台灣，雖然會見了李登輝及連戰，但幾乎受到朝野一致的炮轟。身為美麗島受害者的呂秀蓮批評卡特與中華民國斷交的決定，造成了國民黨對異議人士的加緊迫害，減緩了台灣民主化進程，並認為卡特欠台灣人一個道歉。氣得卡特都反駁自己「沒什麼好道歉的」，並認為與中華民國斷交也是正確的決定。卡特認為，當年與中華民國斷交，促成了台灣的經濟及民主成就。當時的外交部長胡志強都駁斥卡特的言論為「荒謬」，認為台灣的成就是靠自己努力得來的。 事實上並不是。我們先前已經強調很多次，我們必須要認識到，台灣的民主運動是由島內許多前輩們以及海外許多人們不斷努力爭取而來，民主化絕對不是什麼獨裁者的開明與恩賜。當時美國給予台灣的獨裁政權許多壓力，而且透過像是軍售等方式來施壓。而台灣的經濟成就其實也大都是靠美國而得來的。從1950年代起，蔣介石政權靠著美援而穩定了統治局面，然後是美國的經濟顧問團給予非常多的建議和壓力，最終經濟才建立起秩序以及開放。後來我們靠著美國的資本、技術、以及整個美國市場，而達成經濟奇蹟。沒有美國就沒有現在的台灣，我們從來就沒有什麼必須要等距、維持中立的這種問題。（對了，張忠謀先生是美國人，台積電的主要客戶也是以美國公司和市場為主，不要忘記） 小結 卡特總統任內許多事件讓他都不是很受歡迎，例如失去了伊朗、石油危機，他的支持度似乎一直都處於低迷。他對中華民國斷交的舉動，讓中華民國人痛恨入骨，然而他在卸任後持續發揮了不小的影響力，卸任後的評價比在任時高很多，被喻為卸任總統的典範（the model of American post-presidency）。這其中包括對人權議題的推動，以及對於公正選舉的監督。 廖美老師整理：「卡特卸任總統後，除了致力於人道主義工作，也出版了32 本書，包括多本回憶錄、一本詩集、一本對信仰的讚歌、一本對母親的頌歌、一本由他書寫文字、女兒繪圖的兒童故事書、和一套設定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的小說。他撰寫的書，有 20 本進入《紐約時報》暢銷書行列。」 「晚近拉丁美洲國家的選舉裡，許多都有卡特中心成立的選舉觀察團，進行選舉公平的監督，而且為敵對兩造接受。根據統計，卡特中心監督世界各地有爭議的選舉達到 100 多場。」 李中志老師說：「寧可多一點如卡特般的政客在白宮，以人道的角度思考台海問題，而不是國際現實主義。因為台灣獨立才是一個符合人道的安排，美國做為一個世界超強，負有責任；而國際現實隨時在變，美國找一個舒適的位子坐下來（編按：不管事），可能就是坐在台灣人的頭上。」我們認為，這個觀點可以說是在回應美國長期以來由季辛吉這類「古典現實主義權力平衡思想」所產出的外交政策，從聯中制蘇開始，美國自己培養出了中國這個巨獸。 身為在地緣政治熱點中心的台灣人，最該做的事情就是了解歷史（尤其，要揚棄過去中國黨那套的中國中心論），知道我們的位置在哪裡，並且持續與全世界交朋友。 補充（住海編）： 把美國向中國傾斜切在尼克森，其實還是要把脈絡說清楚一點。尼克森是主導了乒乓外交及上海公報，但本人並不主張斷交。卡特最引以自豪的是人權外交，那你就可以理解爲何他對國民黨政府毫無好感。 尼克森本人對文革期間的中國說不上有什麼感情還是利益，最多就是要讓美國從越戰泥淖脫身以及加強對付軍力提升蘇聯，才和中國聯手。這也讓販賣古典現實主義權力平衡思想的季辛吉有可乘之機。在往後幾十年間美中合作戰略大致不變的狀況下，培養門生故吏以及門生故吏的門生故吏。 是以不管哪個總統上台，把持國務院和國防部的就是同一批人，形成川普戲稱的deep state。就算中國早就已經失去作爲盟友價值，但幾十年的慣性思維說要一夜之間翻臉還是很難的——就算這不符祖師爺季辛吉五十年前的思想。 你當然可以把deep state當作陰謀論，但美國重新檢討對中政策是已經進行好幾年的大工程，一直到拜登上任後才正式終結掉了Egnagement policy。 補充：關於台灣關係法 https://www.facebook.com/ustaiwanwatch/posts/pfbid02pcY1JjhKrG69PU64XQQvkkkQT3gR4Q9SYRdiZzB7fnMA473BaryD8LWf3GL4YpG6l 補充： 邱池就是傳說中「邱池委員會」（Church Committee）的主席。這個委員會在1970年代專門審查美國情報部門，包括CIA、NSA、FBI的濫權情事，在水門案調查中扮演重要角色。這個臨時性的委員會最後成為常設的參議院情報特別委員會（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在《台灣關係法》立法後九天，邱池於1979年4月19日率團訪問中國。當時鄧小平曾當面對邱池說：「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政治基礎就是只有一個中國，現在這個基礎受到了干擾。中國對美國國會通過的《與台灣關係法》是不滿意的。這個法案最本質的一個問題，就是實際上不承認只有一個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