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憲紀念日反思：當拼裝體制遇上極化政治】 12 月 25 日是行憲紀念日，但台灣社會呈現的卻是對憲政僵局的深層不安。我們正身處一場可能是民主化以來最嚴峻的治理考驗，這不只是朝野政黨的政治攻防，更是那部由歷史妥協「拼裝」而成的憲法，在全球政治極化浪潮下所暴露的結構性疲態。觀測站理事葉介庭投書英文媒體 Taipei Times，試圖對外說明並剖析這場憲政危機的歷史根源與現實代價，以下為全文翻譯。 台灣的治理極限正面臨考驗 當下的政局正在嚴峻地考驗台灣憲法的極限。隨著去年的「青鳥行動」以及今年的大規模罷免潮，顯然有相當數量的選民對於由中國國民黨（KMT）與台灣民眾黨（TPP）所掌控的立法院表示不滿與挫折。 在賴清德總統領導下的民主進步黨（DPP），拒絕隨之起舞，認為在野陣營的所作所為主要旨在不惜一切癱瘓政府。行政院拒絕副署財政收支劃分法的修正案，而立法院則準備發起彈劾賴總統。 這些發展的根源在於兩個因素的交織。首先，台灣今天現行的憲法是由相互矛盾的法律理念與政治妥協所拼湊而成的產物。其次是在全球不確定性中日益加劇的政治兩極化趨勢。 台灣現行的這部憲法於 1947 年實施，並於 1991 年至 2004 年台灣加速民主化期間經歷了七次修憲。它是一個由歐洲內閣制理念、孫文思想以及美國政治運作實務拼湊的產物。 最初的憲法設計中，總統由國民大會代表選出，扮演著虛位「仲裁者」的角色。政府首腦的權力歸於行政院長，且其任命需經立法院同意。但在經歷了蔣介石與其子蔣經國數十年的統治後，總統被視為最高政治權力所在。因此，總統直選成為了 1980 年代與 1990 年代民主運動的目標。 隨著 1996 年總統改為直選，台灣必須面對如何在總統、行政院長與立法院之間劃分權力與責任的問題。經過一系列的政治妥協，體制演變成了今天的模樣。這個拼裝架構是一個漸進過程的結果。每次的修憲，都必須將社會動盪降至最低，並以小步伐尋求共識。換句話說，台灣這種拼湊式的憲政結構，是為了和平過渡到民主所付出的代價——這種過渡雖優於暴力革命，但台灣社會國體仍必須付出成本。 台灣立法、行政與司法部門之間的制衡機制說好聽點是粗糙，說難聽點是殘缺不全。這個體制存在著根本性的矛盾。總統由人民直選產生，擁有治理的民意授權，但只能透過其任命的行政院長來施政。行政院長須對立法院負責，卻無法主動解散立法院。立法院監督行政院長，卻無權決定其任命。 關鍵在於，行政權與立法權之間缺乏有效的否決權或推翻否決的權力機制。 在任何體制中，保留一些解釋空間對於因應未預見情況的靈活性與適用性是必要的，但也為濫權留下了空間。台灣的憲政危機正測試著這個體制的邊緣。 或許雙方政治領袖能找到辦法讓互相有台階下，達成某種暫時的妥協，待日後再戰。然而，這場危機正又剛好發生在全球民主體制因政治極化與局勢動盪而備受考驗之際。全球層面的不穩定與風險代價升高，使得國內敵對陣營的鬥爭也隨之加劇。 台灣的風險代價更是龐大，諸如國防預算、能源來源，以及與美國和中國的經貿關係等議題，每一項都可能引發近乎攸關國家存亡的危機。 那為什麼不修憲？普遍認為，在 2004 年修憲後，修憲門檻被拉得極高（需經公民投票且獲得超過半數選舉人同意）使得修憲幾乎成為不可能的任務。 但那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雖然門檻很高，但鑑於當前的風險代價更高，或許是激發台灣政治共同體的想像力，創造一個真正行得通的體制的時候了。 原文: